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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与坚韧的力量

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  丁元


小时候读《毛泽东传》,最受触动的不是毛泽东的青年时期,激扬文字、挥斥方遒,粪土当年万户侯,也不是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,领袖风范、谈笑风生,细数往昔风流人物,而是毛泽东的少年时期。毛泽东从小在一个“严父慈母”型的中国传统家庭里长大,父亲毛贻昌的严厉专横,母亲文七妹的温和慈爱,对毛泽东的一生影响至深。相近的年龄,相似的家庭环境,也让我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更多的认同感和亲近感。

“吾母高风,首推博爱”

文七妹是古老中国的传统女性,温柔贤惠、性情仁慈。她18岁嫁到韶山冲,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,甚至字也认不得几个,但却继承了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和广为乡人传颂的“文氏家风”,待人接物极为得体,且为人乐善好施。毛泽东在《祭母文》中写道,“吾母高风,首推博爱,远近亲疏,一皆覆哉”,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母亲的赞美和敬重之情。毛泽东小时候家境较为宽裕,母亲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,并不吝布施外乡乞讨的流浪汉,母亲的善良慷慨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。毛泽东上私塾时,将自己带的午饭和家境贫寒的同学黑皮伢子一起分享,所以每天都吃不饱,饿得面黄肌瘦。母亲担心儿子身体,急切地询问原由,毛泽东说出了实情,母亲非但没有责怪他,还默默地把他原本装饭的碗换成了容积更大的钵子。毛泽东曾这样回忆和评价自己的母亲,世界上有三种人,损人利己的,利己而不损人的,可以损己以利人的,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。

这之后,我在小学课本中读到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,再次强烈感受到这种博爱无私精神的薪火相传。毛泽东在文中写道:“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发,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白求恩,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,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还是治国执政上,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。

文七妹没有读过书,不会对孩子讲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,也没有教给儿子什么安身立命的现世本领,但是她却有一颗乐善好施的慈悲之心。最高明的家教是心教,再者是身教,其次才是言教,文七妹的博爱宽厚如春风细雨,潜入并滋润了少年毛泽东的心地,催发了毛泽东的济世之心,也培育了他朴素的阶级感情。正是从这点出发,毛泽东由怜悯弱者转为对广大中国劳苦人民的同情,由体恤母亲的小爱转为胸怀天下的大爱。

我的母亲比起文七妹,算是多读过一些书。她高中毕业,没考上大学,但在那个时代、在她的村里也是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母亲身上不仅有农家人的朴实无华,又因为知书明理,性格中更添了大气和包容。母亲是乐于助人的,经常教育我:“每有患急,先人后己”,莫以善小而不为。凡是与母亲有过接触往来的,都说母亲是一个“善人”。我常年求学、工作于南京,念及我对家乡食物的思恋,母亲总会寄来一些家乡特产风物,我也很乐意与周边的朋友分享,每次和母亲提及他们的喜爱和夸赞,母亲总是笑逐颜开,再寄东西来时分量又会重许多,得此“食”惠的许多同学、同事,虽然与母亲素未谋面,但对她的慷慨无私甚是感念尊敬。父亲的处世哲学与母亲有些相左,父亲很有些才气,骨子里便带了孤傲不群的书生意气,万事不求人,虽然不会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,却也很少“授人玫瑰”。毛泽东曾说“我们家分成了两个‘党派’。一个是我父亲,是执政党;反对党由我、母亲、弟弟组成,有时甚至包括雇工”。我的家庭何尝不是这样的境况。无论出于亲朋乡邻的口碑还是年少对真善美的纯粹向往,抑或是文七妹的榜样魅力,我自觉接受了母亲的价值观,并遵循和受用至今。

“埋骨何须桑梓地”

相较于文七妹,毛泽东对父亲的感情就复杂得多。这也契合我年少时的心理,更多的依偎母亲,对父亲则是敬畏多于孺慕之情。

《毛泽东传》中记载了这样一次父与子的直面冲突。毛贻昌斥责儿子不孝,毛泽东引经据典说“父慈子孝”,只有“父慈”在前,才有“子孝”在后,意即“子不孝、父之过”,这让毛贻昌大为光火却又哑口无言。在毛泽东眼里,毛贻昌并不是一位慈父,而是严酷的“君王”。“勤劳本业”是毛贻昌遵循的家训,因此毛泽东13岁时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,像大人一样犁地、插秧、收谷、挑担、喂猪、算账。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,毛泽东虽然苦不堪言,但也很早学会了自立自强,开始担负起家庭的责任。后来毛家家道变故,屡遭劫掠,但毛贻昌一直咬紧牙关、不屈不挠,带领家人一次又一次挺过难关。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也是历经坎坷,但在毛泽东身上,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自强不息的家族血液在流淌,无论是开辟革命根据地,“星星之火、可以燎原”的坚定信仰,还是第一次反围剿时,“唤起工农千百万,同心干”的必胜决心,亦或是长征时,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”的乐观主义精神,我们都能感觉到,毛泽东的这种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气魄与父亲的自强基因、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同频共振。

“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;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这首名为《七绝 改诗赠父亲》的离别诗,是毛泽东留给父亲的。1910年的秋天,正是橘子洲头层林渐染的季节,少年毛泽东第一次违背父亲让他学徒经商的意愿,去湘乡东山小学堂继续求学,从此改写了自己的命运,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毛泽东眼前展开。

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勤勤恳恳、意志坚定的人,同样也是自立自强、白手起家。爷爷在抗美援朝中牺牲成为烈士,大爷、小叔年少从军,独自留守在家的父亲很早就懂得要顶门立户撑起一个家,他“自作主张”地将自己的名字“立霞”改为“立志”,以此自勉。可能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的缘故,父亲对我格外严苛,时常让我家里家外的帮着干活,就像使唤“苦力”般的理所当然。他是一个“毛泽东迷”,经常对我讲的一句话是:“你也看《毛泽东传》,你看看人家毛主席从小吃了多少苦!”但唯一和毛贻昌不同的是,他十分关注我的学业,我的学习成绩稍有退步下滑的迹象,他就不满而阴郁地抿起嘴、皱起眉头。他从来不直面批评我,总是这样可怕地沉默着、沉默着……颇有文思的父亲有时候会采取写家书的形式教育我,抬头是三个劲髯须张的大字——“警告信”。母亲曾劝父亲把“警告信”改成“敬告信”,说“警告”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太严重了?但父亲却坚持用“警告”,并在信中历数我的松懈、马虎、骄傲等种种“危险苗头”,铺陈有序、洋洋洒洒,读来如芒刺在背、坐立不安。尤其是每封信的最后都要附上自创的一首“格律诗”,内容多为诫勉、鼓励之类,每首诗都是我的必背篇目,如“攻城莫畏艰,读书不畏难,立下凌云志,攀登五指山。一朝中功名,跨进清华园,锻炼长才干,无愧男儿汉”等等,至今仍历历在心不敢忘。

“做父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像蛇脱皮一样的始终是自己,但儿子却多愿意像蝉蜕壳似的裂变”。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,其实也是一种执念,希望我像他一样“立志”、自强。但少年心性,“警告”和“敬告”虽一字之差,却像如来佛祖镇压在五行山上的“六字真言”,让我感觉沉重而压抑。后来慢慢的长大了,才发现“警告”和“敬告”之间仅仅少了言语的传递,那座我栖息其中却总想着挣脱出去的大山,名叫“父爱”。

毛泽东十七岁出韶山,从橘子洲头走向革命的广阔天地,从乡村放牛娃成长为新中国的缔造者,回顾伟人的成长足迹,毛贻昌和文七妹这一对平凡的夫妻,在涂抹毛泽东的生命底色、塑造毛泽东的思想品格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  
    18岁的我背上行囊,走出山水环抱的海州小城,那一湾多情的黄海之水如母亲一般,叮嘱着我,牵挽着我,倾诉着慈母衷肠,而那静默无言的云台山峰则更像是严厉的父亲,只是还以深沉的凝视。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是父母亲教给毛泽东的,也是父母亲教给我的。如今,立足于全国文明单位、全国体育场馆排头兵的五台山上,浸染在体育竞技的昂扬精神中,也沐浴在全民健身的惠民和风下,家风的传承与未来的愿景共相激荡,爱的信念与坚韧的力量砥砺我不断前行,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!

本文获省体育局“名人家风家训伴我行”征文比赛二等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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